图书馆往往被当作一个贮藏书籍的场所，这是因为人们对“图书”“图书馆”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199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合订本）》对“图书”条的解释是“地图与典籍”[1]。《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图书馆”的解释是：“一个贮藏文学和艺术资料的地方，如书籍、期刊、报纸、小册子、印刷品、唱片、磁带等，可供阅读、查阅和借用。”这些概念，无论是对过去，还是对今天而言，多少都显得有些滞后。事实上，图书馆的职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即便在古代，在收藏文学艺术资料的同时，它常常也担负着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任。就艺术教育的实施而言，图书馆及馆藏“艺术资料”，也是重要的艺术教育媒介，读者或观者通过与实物的接触，完成艺术知识、技能的学习和代际传承。在信息时代，图书馆典藏的不仅有静态文本，还有依据静态文本制作的电子文献，以及传统时代无法保存的音频、视频资料。借助信息存储、检索、下载和传播，学习者或研究者可以借助电脑及专业软件，更为便捷地完成各类文本的提取和阅读，并留下可供图书馆分析的“踪迹”，同时，这些“踪迹”反过来会塑造图书馆的服务模式，由此，围绕图书馆及其“艺术资料”，便产生更为明显的动态交互模式。

一、静态实体媒介模式：传统时代的图书馆和艺术教育

图书馆的首要职能是地图典籍（包括艺术类文字文献）的收藏。由于图书馆的场馆大小、资源多寡和功能预设各不相同，因此，收藏艺术品，并非所有图书馆的必选项。不过，我们还看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中西方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乃至部分私人图书馆，往往兼备博物馆的功能，它的藏品中总有艺术品的身影，它的读者群中，也便有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我们可以把这类图书馆中的艺术类文字文献和艺术品，统称为“艺术资料”。

在中国汉代，朝廷中有掌管书籍的史官，有掌管新兴百家民间学的博士官，“秘阁”所藏图书数量很多。南朝虞和在《论书表》中记载，“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2]142，但对艺术类文献，之前的秦汉两代并不注意收集，藏品相对较少。到了魏晋南北朝艺术类图书开始激增，南朝刘宋时，仅书法作品，宫廷秘藏的就有王羲之、王献之书作共187 卷，钟繇、张芝、索靖等名家缣素、纸书共计520 卷，分品别类，装轴裱褙。因此虞和自豪地说：“足以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伟宝。”[2]149-150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夸张。魏晋时，中国书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变阶段，一方面，在相对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解放、艺术地位的提升，为这次突变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国家和民间收藏的艺术类文献，通过临摹、评价和赏玩，在传播过程中促进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审美水平的提高，从而诞生了一大批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历代帝王在建朝后，都十分注重国家藏书中艺术作品的收集。收藏品的来源除承袭前代规模，还从民间进行征集。除过收藏外，宫廷还组织对历代艺术珍品的记录、鉴定、装裱、评价，乃至由重要的鉴赏家或皇帝进行题跋、以及大规模地临摹和复制。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现存的王羲之书法《兰亭序》就来自民间，进入宫廷后，唐太宗诏令唐初几个书法名家和宫廷摹勒专家进行复制。无论这些摹本与真迹相差几许，但对艺术作品的保存来说，都至关重要，而各个摹本之间的差异（相似程度、刻石后不同时间的拓本等），又构成了艺术作品版本学的基础。艺术作品之外，艺术家留下的著述是收藏整理的第二个对象，这些资料一般都由书画理论家进行整理和汇编。就著述的系统性而言，魏晋以前大多散见于各种典籍，自魏晋开始，关于书画品评和著录的专题文献日益增多。同时，书画作品也常纳入古代民间典藏家的视野。唐代张彦远在撰写《历代名画记》时，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其家族的世代收藏。

西方最早出现于地中海沿岸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也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博物馆”[3]292。自近代开始，从图书馆到博物馆、美术馆、陈列馆，逐渐经历了一系列分化独立、各自发展的过程。经过考古发掘和战争掠夺，一些国家很快聚集了数量惊人的艺术文献，由此博物馆开始承担收藏功能。著名的法国卢浮宫的藏品，就是法国革命时对寺院的抢劫，尤其是拿破仑征战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图书馆的艺术资料很多流向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与艺术博物馆兼有），不久又流向独立的、专门的“艺术博物馆”。贡布里希（）说：“收藏目的要求与教育功能的吸引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现代博物馆的产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