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说道：“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本文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历史典籍的记载和老子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试图对此问题作出一些探讨。

一、守藏室的职能与作用

“周守藏室之史”中周指的是当时已经没落的位于洛阳的东周。所谓守藏室中的“藏室”是藏书的处所，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说：“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史记·张丞相列传》说：“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1]”“藏室史”亦称“征藏史”。征是典掌之意，与“守”相同，就是管理周王朝图书的史官。根据记载周代典章制度的《周礼》一书做出了怀疑。在《周礼》记载中并未找到关于“守藏室”的明确说明，与此职能比较接近的应该就是天府了。《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说：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2]

由此看来，在周代之中需要“守藏”作为国之重器的宝物以及有关的禁令、宝物等都在其中。据此看来，天府的守藏官吏应当熟知国家祭祀和丧事的礼仪。《周礼·夏官·司弓矢》中说：司弓矢……掌其守藏与其出入。[3]

根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这样一个关于公子重耳和守藏者头须的故事：“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4]”春秋时期守藏室应该具有类似今日所说的档案馆、贵重物品仓库和博物馆的职能的综合。

二、史的具体职能

至于“史”的具体职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史,记事者也。[5]”也就是说“史”的本意即记事者。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宰夫》提到“史”，其中说道：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6]

府和史的职责所在是掌管掌管书契而负责文书、器物等的收藏，史的职责，掌管官府文书的起草而协助治理。关于“史”的情况，《礼记·玉藻第十三》中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8]郑玄也注释《周礼》说：“治藏，藏文书及器物，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府，治藏。史，掌文书者。”[9]结合许慎的对“史”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史的工作必然和文字的书写和文书的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说道：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10]

依照《周礼》之中说法，史，处于周代的官吏制度倒数第三的，仅高于胥和徒这么一种等级。郑玄说：“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他在《礼记·王制》中也说：“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於天子国君者。”[11]清代经学家孙诒让说：“又府史班秩，在胥徒之上，大宰施法与官府，所谓置其辅也。盖选择民之有才艺者充之，与胥徒给役不同，故官长以礼辟除。”由此可见，史的职位较低，也就是郑玄所说的“庶民在官”，与征发前来服役的胥徒不同的是它的任免都要受到礼的规范。

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记载，周王朝还设有“大史，小史，内史”。然而这些春官之下专门的“史”都应该与上级官长直接任免“掌祖庙之守藏与禁令”在守藏室的“史”不同。

对此问题，汪中《老子考异》曾列举三疑：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13]

其实，从老子的身份来看，他最有可能担任的正是这种因为有着突出的才艺，被上级官长任命到守藏室中掌管文书兼任记事的史，而非《周礼·春官》中的“大(太)史”。其实我们从情理上来讲，周王朝虽然已经没落，争权夺利的现象依然层数不穷，地位重要的太史职位更可能是由和周王朝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人占据，而老子的母国陈国是“虞舜后裔”之国，因此老子担任这一官职可能性不大。故而司马迁专门在《史记》中写明老子是“守藏室之史”，而没有像后文描述“太史儋”那样直接地写明太史老子。这种结论也合理地解释了汪中的疑问。

三、老子究竟官居何职

综上所述，老子曾经在周王朝负责掌管文书、器物、档案、参与祭祀和葬礼等礼仪工作的“守藏室”担任负责文书或者记事的下级官吏“史”。这种经历可能反而更加符合老子的道德经中所提出的上善若水，甘处下流的人生态度。

老子就曾对孔子说：“吾不能富贵。”(《史记·孔子世家》)正如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中国道家思想史上，道家人物历来多属“隐君子”之流，老子本来就是一位力图摆脱世俗纷乱“自隐无名为务”的隐士。